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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财政思想
编稿时间:2016-08-23 来源: 宜章财政局 作者: 赵兴罗  字体: 【大】 【中】 【小】
 

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赵兴罗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视角考察其财政思想,指出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的经济理论过程中阐发了较为丰富的财政思想。深入研究、发掘、整理马克思的财政思想,对当前我国的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理论;财政思想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对马克思财政思想的研究十分薄弱,多数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不关注财政问题,在财政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其理由是: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没有国家财政的专门论述。笔者认为,尽管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未能对财政问题进行专题性、系统性的论述,但并不能就此否认马克思对财政问题的研究及贡献。马克思有关财政问题的观点,散见于他的经济学论文、手稿、书信及各种时事述评中,从他阐述各种经济问题的文献中,我们不难发掘出马克思有关财政的思想观点。本文拟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视角,发掘、整理其财政思想。

一、国家观与财政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陷于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方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情势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彼此经济利益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表面上似乎驾于社会之上而用于缓和冲突,使这些冲突不致超出‘秩序’范围以外的力量,就成为必需的了。这个由社会当中产生出来,但使自己驾于社会之上,而日益跟社会脱离的力量,便是国家。”[1 ] (P316 317)“它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在政治上也占统治的阶级,并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而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则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P318) 也就是说,国家既然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总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最强有力的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并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恩格斯特地对这个新工具进行了补充说明:“为了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捐税⋯⋯随着文明的发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还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官吏既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成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P318) 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现有的经济制度,要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反抗,就需要有财政,需要有捐税。这说明,国家并非就是国家权力本身,而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具有经济内容的国家,即国家的经济权力”。国家财政虽然奠定于经济基础之上,但终究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国家的经济能力。马克思在《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辩士》(1853) 一文中指出:“国家,这是土地贵族、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并认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P339) 。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财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家正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坏的财政制度对经济发生作用的。因而,财政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国家”观是其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与古典经济学家对政府或国家的本质的认识相比,马克思的国家观无疑更具科学性和先进性。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还是庸俗经济学者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人,都无法也不可能认识到政府制度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财政是具有阶级性的。只有马克思站在阶级分析的高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充分认识并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马克思对国家本质的精辟论述拨开了财政本质的迷雾,为后人研究财政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劳动价值论与税收、公债及国家预算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完整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不懂得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商品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P24) 劳动二重性理论的提出,彻底解决了古典学派所没有或不能解决的诸如价值实体、价值的本质和价值量等一系列有关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问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全面地论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从而创立了严密完整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运用他所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深入考察了税收、公债、国家预算,科学地揭示了税收、公债、国家预算的性质、来源及其作用。

第一,关于税收。马克思认为,税收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主要的经济来源和基础,它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时代产物,是国家直接占有生产劳动者的产品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包括“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P819) ,它们都是“现代财政制度”(P825) 的组成部分。只要是资产阶级国家,捐税的课征,从其总体上说,从其分配关系的性质来看,总是一种对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剥削,总是一种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它总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他指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法令”(P118) 取得的。在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种种手段中,包括“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P275) 。他在谈到现代税收制度的起源时指出:随着资产阶级在立法地位上的巩固“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看起来,例如,消费税只是城市间接课在自己身上的税。”(P260) 另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捐税的取消绝不会改变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P57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赋税在资本原始积累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 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P819)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则“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来“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P254)

第二,关于公债。公债或国债是国家以债务人的身份向本国居民和组织及外国借债,是国家信用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指出:“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惟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P822 823)

马克思认为,公债是资本家投机的对象和发财致富的捷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弥补赤字,每一次发行公债,都为资本家创造了攫取国民财富的机会,而偿还公债本息主要依靠增加税收,剥夺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债是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有效手段而发挥作用的。他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P823)

第三,关于国家预算。国家预算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将国民所得进行再分配的工具,它是以国家每年的岁入和岁出的估算书的形式进行编制的。马克思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评述了资本主义国家预算的性质和内容。在1853 年批判英国预算案的讨论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减低赋税,特别是对所得的比例税作为与军事费用膨胀有关联的财政改革预算的欺骗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预算不外乎是“阶级的预算,即不外乎是为资产阶级的预算”。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和使用的财政资金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由无偿劳动支付的;他还认为军事开支和行政管理费用是纯粹的消费过程,也就是侵吞剩余价值的过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他对国家税收、公债和国家预算的基本看法,其劳动价值论因此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理论基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里,财政是剥夺资本的重要手段,包括剥夺地产、没收一切叛乱分子和流亡分子的财产,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继承权,强制购买公债等,以限制私有制。

三、国家职能与财政支出

马克思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国家的职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国家的政治职能。其二,国家的经济职能。国家为履行这些职能,就会产生财政收支活动。国家的上述两个职能决定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范围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非生产性开支。由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剥削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上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国家支出,大部分都是用于国家自身的非生产性支出。例如,军费开支;国家官吏及其仆从(包括资产阶级的御用知识分子的开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的开支等。其中,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带有一般的社会管理费用性质的成分,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从社会的对立性质中产生的,并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非生产”阶级。

二是生产性开支。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不是单个人的私事”。(P20) 这种费用“对社会说来,属于生产费用”,是一种“生产性”支出。国家财政用于生产性支出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之一。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国家的经济职能将有所扩展,它将承担起领导和安排经济建设的任务,国家财政的收支活动也将更多地包含经济建设方面的收支内容。

四、社会再生产理论与财政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运用他所创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财政在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是由一个个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推向前进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作为连续不断的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上,分析了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其中,分配处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环节,它与生产、消费、交换的关系密切。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关系。他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P32 3) 这表明,在任何生产方式下,生产和分配都是统一的。生产决定分配,没有生产,便没有可供分配的对象,生产的水平和增长速度决定分配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反过来,分配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分配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构成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对生产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反作用,或者通过改进分配比例和分配结构,起到促进生产和改善生产结构的作用。

既然分配对生产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而财政本质上就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作为分配的特定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关系再生产和社会物质生产的再生产,财政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讲的分配包含两种含义,首先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分配;其次是产品的分配,即消费品的分配。马克思指出,生产要素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P99)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主要掌握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手中,财政的扩大再生产的作用是间接的,但并不是毫无作用,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财政对生产的作用就大一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财政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组织和制约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对于发挥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调控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按劳分配理论与财政的目标

根据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尽论述了未来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理论,明确地提出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在按劳分配理论的阐述中,马克思考察了财政的两大目标———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

首先,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是导致一切社会不公的根本性原因,并试图通过改变这种禀赋的初始占有状态,如将财产所有权等归于公有,并进而达到一种起点的公平。马克思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和收入来源,论证了现存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掠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分配方式对资本家来说是“公平”的,但对工人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

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不公平现象,马克思为未来社会设计了一种理想的分配模式———按劳分配,即除劳动力以外,所有的其他生产要素为整个社会所占有“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P10) 于是,每个人在社会总产品中的贡献,只能由其劳动本身决定,虽然劳动者按这种分配方式所得到的只是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劳动成果也体现为剩余产品,但这部分剩余产品并不是被资本家所攫取,而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全体劳动者所共同享用。

其次,按劳分配能保证分配规则公平。规则公平是对起点公平的一个补充,马克思非常注重分配规则的公平。他认为,即使在分配的始点上人们对财富的拥有是均一的,但如果分配过程或分配规则不公平,仍然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平均。马克思以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为例来论述分配规则的公平,他认为未来社会的公平分配就是用“同一的尺度”公平地决定各人参与分配的份额,即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P11他认为,在按劳分配中,存在的是以同一的劳动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这种平等的关系。但这“同一的尺度”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它随着社会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谓社会公认的尺度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社会主义经济中原则上只承认“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马克思认为,公平具有历史性。如前所述,马克思力图通过起点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而达到终点的公平。但即使通过某种公有产权能够有效地使财富禀赋在起点上实现均一化,但却无法排除基于劳动能力的禀赋差异而导致的终点不公平,即使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亦不例外。因为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1 ] (P11 12) 这种平等的权利,一旦用于不同等的劳动者,就变成不平等的权利了。由于马克思认定公平分配的权利平等具有历史性,因而马克思试图对“按劳分配”的结果作出某种修正,这就是“按需分配”的准则。但这一准则是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人们的劳动由谋生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严格限制条件下才是适用的。

最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诠释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理论既注重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又注重分配的前提———效率。

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公平状况的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因为,按劳分配在历史上虽是一种进步但劳动者的平等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P12) 人们之间不能在事实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实行“公平的分配”,其根源就在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P11) 平等要求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任何超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平等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平等权利的实现程度只能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社会主义社会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痕迹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它的各方面都还带着这个旧社会的痕迹,致使这个社会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呈现出不成熟性。劳动者之间用同一的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却带来了分配数额的多寡和富裕程度的差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弊病。这种弊病,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被消除。

另一方面,有公平才会有效率。马克思没有直接讨论效率问题,但在其按劳分配思想中,事实上暗含了一种对效率的推定。在他看来,按劳分配不仅是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公平的惟一途径,而且也蕴涵着它是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因为,在未来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是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劳动报酬的唯一尺度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这就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是与自己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联系在一起的,劳动者获取的收入与他们投入社会生产的劳动量成正比。这样的权利设定自然会引起个人收入上的不同,从而产生竞争,进而在客观上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能力,向社会生产投入更多的劳动量。正是由于按劳分配原则中承认的劳动差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客观地产生的报酬差别,内在地生成了促进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以充分实现个人物质利益的激励机制。这种对个人的效率追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整合,就是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的经济理论过程中,阐发了比较丰富的财政思想。研究、整理马克思的财政思想对当前我国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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