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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治家张居正的赋税改革探源
编稿时间:2016-09-22 来源: 宜章县财政局 作者: 邹娟  字体: 【大】 【中】 【小】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的赋税改革探源

    来源:兰台世界    作者:邹娟

摘要:明朝中后期朝政混乱,国库空虚,军务废弛,特权阶级把持朝政,谋取私利,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家张居正作为改革派领袖主张革新朝政,中兴明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涉及社会各方面的改革。

关键词:张居正;明朝;改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最大功绩是主持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革,这次改革使得已经腐朽不堪的明王朝又恢复些许生机,得以多苟延残喘地生存了几十年。这次改革由于多重阻力,最终走向失败,但是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改革,还是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一、历史背景

张居正担任首辅所处的年代处于明朝的中后期,明王朝是一个专制很严重的朝代,在各方面的统治都比较严苛,由于很多皇帝荒于政治,造成朝政混乱,不但大臣之间相互钩心斗角,宦官也深刻地参与到朝政中。因为皇帝荒废政事,不信任大臣,于是就有一批直接听命宦官深受皇帝宠信,干预朝政,一时间苛政迭出,人民生活困苦,人们反抗苛政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国库空虚,军务废弛,整个军队的战斗力非常低下,面对内部人民的反抗和外敌的威胁束手无策,以致发生数十名倭寇在中国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需要调动大军方能消灭。面对这种情况,很多正直的大臣主张革新朝政,中兴明朝,张居正便是其中呼声最高的改革派领袖。

张居正之所以能够领导开展这次改革,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张居正在官员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和朝中几位重臣交好,等到这些老臣逐渐退去,张居正就成了百官之首,有领导改革的条件。再就是当时严嵩专权多年,朝中大臣对严嵩当政时的政策多有不满,期盼有新的政治气象出现。最后,因为张居正多年作为皇帝的老师,对皇帝的影响很大,而且皇帝即位时年幼,是张居正力排众议,支持皇帝坐稳位置,所以皇帝和皇帝的母亲对张居正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这是张居正进行改革的最大凭仗。

二、改革内容

1.整肃吏制。改革之初,最大的弊端来自于吏治,经过严嵩多年的经营,朝政混乱,很多官员出自其门下,政令不通,其他的改革就无从谈起。张居正认为当时的官员有很多名不副实,是通过贿赂的手段得到官位,有一次对官员的例行考察中张居正发现,很多官员对自己所主管的事物不甚了解,管刑法的官员不通律法,管钱粮的官员不知道所管钱粮具体数目。很多官员就是通过吩咐下属来办事,自己不核实下属所报数目,而中下级官吏则趁机中饱私囊,对上则虚报瞒报,事发就以重金贿赂上级,以求蒙混过关。而各部门官员则怠于事务,政令不能下通上达,甚至政出多门,众官员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居正针对此出台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整饬武备六条治政要旨,其中有四条就是针对当时的吏治的。

这些措施是张居正基于自己多年对明朝官场的了解出台的,省议论主要针对当时官场的务虚之风,当时往往一篇报告洋洋数千言,却都是空妄之言,没有几句是讲到实处的,而上级也是以虚对虚,导致根本办不了事情,很多事情都是相互推诿,不了了之。振纲纪就是要严肃朝廷法纪,对于违反朝纲者不能姑息纵容,有很多事情事发之后,由于关系盘根错节,往往都能通过对上级行贿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违法者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样就助长了不正之风,使官场风气日益败坏。

重诏令是因为当时前几任皇帝都不理朝政,很多事情都是任凭宦官和大臣处理,这样不但造成党争,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政令出了宫门就不能执行。而皇帝也根本不关心政令是否得以实行,国家的施政全凭当时的权臣或者宦官的兴趣,对于有损自己利益的政令根本不执行,对于加重百姓负担的政令加倍实施来盘剥百姓。一旦出事,则赶紧贿赂上级来自保,而上级对此也是姑息纵容,年复一年,整个国家上下都是腐败成风,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没有人对国家的事情操心。张居正认为此风不改,国无宁日,因此推出考成法。在改革推行四年之后,国家收入大为增加,粮库也逐渐充盈。

对于官员的任用,张居正也极为重视,认为用人乃国之根本,人才的任用可以不拘一格,不必拘泥于资历等条件。对于有真才实干的人,张居正格外注意提拔任用,对于皇亲国戚,就给予高官厚禄,但不任用到关系国家命运的实缺。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张居正任用了一大批有实干精神的官员,对振兴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军事方面,则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边疆、剿除了倭寇,平定了多年来困扰明王朝的外患。另外,张居正还惩处了一大批不作为的庸官和贪官,一时间明王朝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傅维麟盛赞张居正执政时“尊主权、课吏实、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2.财政改革。张居正所处时代的财政已经是非常窘困,不但国库基本空虚,连对外御敌都拿出不经费,戚继光抗倭所需费用,基本靠自己和地方政府解决,中央财政根本就没有钱来装备一支军队。一般来说,财政依靠开源节流,但是在封建时代,开源基本靠变相的压榨百姓的血汗,节流则可以在不损害老百姓的前提之下短时间内取得成效。从长期来看,张居正觉得之后地只有大力地改善民生,减少各级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所以,他开始重新丈量全国土地,进行土地政策改革,为推行“一条鞭法“做准备。在丈量土地的过程中,尽管地主阶级和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了很多方法进行隐瞒和作假,以逃避中央的清查,但是重新丈量以后的全国耕地仍然比之前中央掌握的全国土地总量多出了三分之一。当时有人认为,尽管多出了这么多土地,也没有办法解决当时的民生和财政问题,但是张居正并不是想依靠丈量和清查土地来解决问题,这些措施只是为推行以后的改革做准备,做到推行改革的时候心里有底。

“一条鞭法”主要是将以前的税收制度简化,把各项繁杂的税收合一。在明确土地之后,就按照各户田亩的多少进行收税,各项税收包括以前的力役与银役两种差役都折合在田亩之中,一律缴纳现银,根据拥有的土地数量来计算,这样不但简化了收税的方式,也让很多大户减少了逃脱税收的手段[2]375。各级政府也按照所在地方的土地数量对中央上交税银,这样就明确了税收的数量,有效地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

新政改革先是在浙江、江西附近进行试行,过了几年,又陆续推广到湖广一带,五年后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的土地政策。新政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可以少交赋税,地主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收,对土地的明确减少了大户转嫁税收的可能。对苛捐杂税的限制也使地主阶级的负担得以相对减轻,加强了中央对税收的控制。而直接折合现金交税,也比实物税收省去很多在运输过程中的开支和损耗,有效地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仅仅数年,中央财政的收入每年就多出数百万两。

在张居正的经济思想中,也有重农轻商的成分,这就是张居正提出的“固邦本”的思想。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采取了:省征发、轻关市,以利农商等措施。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以农为本,以商为辅。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应该是实物经济的增长,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商品经济只是拿来交换,而商人本身的行为并不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商人则是掠夺了农民生产成果,过度的商品经济有损国之根本,商业只能辅助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社会,工业生产极其微弱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是基本正确的。

三、提倡节俭

对于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张居正是洞若观火,他明白再强大的王朝也经不起奢侈的折腾。他经常跟小皇帝讲很多前朝兴亡的故事,特别是关于隋炀帝奢侈亡国的事情,更是不厌其烦地多次跟皇帝提起。有一次小皇帝在后宫跟太监玩耍,损毁了不少器物,张居正正好有事禀报,看到后赶忙上前制止,小皇帝说:“我记得老师平日对我的教诲,我这损坏的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只是一些便宜的寻常杂物。”张居正行礼之后对皇帝说:“我知道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值钱,但也不能无故地浪费损毁,当初隋炀帝早年也并不奢侈,当皇帝以后没有人约束慢慢才变得奢侈无度,现在国家并不富裕,我们所用之物都是百姓的劳动所得,这些东西在皇宫虽然算不上珍贵,但是在寻常百姓之家就是贵重之物,皇帝的一言一行是百官的典范,我作为老师必须跟你说明这些情况,以免你被身边的人带坏了。”张居正还经常向皇帝讲述汉文帝节俭兴国的故事。以后每当皇帝想大兴土木的时候,张居正总是及时劝阻。

张居正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他认为自己乃是百官之首,总领朝政,如果自己不能以身作则,那么百官就不能信服,提倡节俭也只能流于口头。虽然张居正家里也有一些财产,没有做到完全的两袖清风,但是大体上还是做到了节俭二字。以他权倾朝野数十年,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做到富可敌国可谓是轻而易举。皇帝赐湖广“三诏亭”以示恩宠,但是他认为耗费过多而坚决推辞。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明王朝的社会矛盾,而自己并未有什么著名铺张浪费之举,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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