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档时间: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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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打破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盛衰周期律
编稿时间:2016-06-27 来源: 宜章财政局 作者: 许毅 柳文  字体: 【大】 【中】 【小】
 

来源:[研究报告作者:许毅 柳文

 

[内 容 摘 要中国的农耕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居于世界最强盛的地位,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在整个封建农耕经济时代不断发生着王朝的更替与盛衰的演变,“盛而骄,富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目的不是就史论史,而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检验今天政策的是与非,进而更好地把握将来。具体到财政史的研究,从方法论的高度看,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为分析工具去进行研究。

对我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兴衰的研究为当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教训。当前,我们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市场经济的战略任务,上层建筑必须针对当前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生产关系多样性的客观条件,制定符合经济基础客观要求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此,必须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从而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展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再生产不断增长的过程中逐步消除两极分化,缩小三大差别,从而为早日全面向小康社会迈进创造积极条件,进而胜利实现2050年的远期发展目标。

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古国,其中封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占据了历史的很大比重。秦统一中国之后,历代中央集权的统治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虽然存在着数个王朝的更替,但封建生产关系一直得以保留,并保证了中国在世界封建农耕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上长时期地居于领先地位。

中国农耕文明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局面一直保持到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在西方产业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大机器生产代替简单手工劳动的变革,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军事领域,火器已经取代了冷兵器成为武器的主流。工业革命的出现和发展,把西方国家带入了资本主义乃至资本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反观同时期的中国,正是清乾隆中后期。当时清政府的上层建筑日趋腐朽,统治者也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富有四海,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工具不屑一顾。实际上,此时的封建农耕经济已经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而变得效率非常低下。与西方的大机器生产相比,手工劳动的小生产已经变得不生产。由此清朝的经济发展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种差距逐渐拉大,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国门在1840年被当时最发达的英国用坚船利炮所洞开,进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历着长达百年的落后、挨打的屈辱。回顾这一段历史,许多人得出了穷则挨打、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事实上,当时的“康乾盛世”国富民丰,在世界上居于先进地位,既不贫穷,也不落后。但正是因为富有,才吸引了侵略者的兴趣,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因盛而骄,骄奢而腐和不思进取,昧于世界大势,“闭关锁国”,不愿“开眼看世界”才导致中国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清政府的腐败与妥协投降、外国侵略者的掠夺与欺凌、人民负担的日趋沉重,阶级压迫和民族危亡点燃了中国大地上反帝反封建的烈火,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在镇压人民反抗的过程中,清政府以军工领域为起点逐渐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由于封建上层建筑一直牢牢统治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是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无力摆脱封建母体,因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是软弱的、不彻底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外债,所以也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决定了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同样缺乏彻底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软弱性和依赖性决定了资产阶级不能承担起拯救中国的重任,也不能成为振兴中华的领导力量。

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的农耕经济在世界上一直居于最强盛的地位。在这两千年中,不断发生着王朝更替和劳动人民的反抗,一个个王朝无不历经了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这些朝代为什么强盛?随之为什么又逐渐衰落乃至被推翻了?要得出有关的正确答案,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历史上这些朝代强盛的经验和衰亡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分析,而这既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和方向,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之前的历史,这里不再赘述,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农耕经济走向发达与衰落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下面,我们选取中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封建王朝的兴衰以及随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例来做一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一、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回顾与分析

1.秦朝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的建立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和发展为基础的。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七雄争霸天下的局面,此时也是西周奴隶制政权分崩离析的时期。

在战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进步集中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创新方面,此时铁器和牛耕已经开始大规模地使用,这直接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大量的耕地被开垦出来,在奴隶制公田之外出现了大量私田,私田的主人控制着私田的产品,这导致了封建农民和封建地主的出现,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成为了必然。整个经济基础具有了转向封建主义的客观条件,进而也就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基本条件。到战国后期,各国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已占到优势,由此决定了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上升。为了在七雄争霸的格局中处于优势,秦孝公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其中鼓励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主要集中在重农抑商和奖励耕战两个方面,而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主要体现在改革土地分配制度上——变公田为私田,承认土地的私有;变奴隶耕作为自耕农耕作;变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此外还有占有土地者按地亩缴纳土地税和盐铁、粮食专卖等几项辅助措施。其中,封建生产关系确立的决定性步骤是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奴隶可获得自由等改革措施,也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税收,为中央政权实施各种改革措施提供了经济后盾。

在上层建筑方面,为了配合土地制度的变革,秦国自商鞅变法时开始推行郡县制,这为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秦灭六国后,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郡县制的设立强化了国家机器,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此外,运用中央集权的力量,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货币、文字和度量衡,这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基础,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随着财政收入的充裕又集中国家的经济力量大规模修筑道路,兴修水利工程,这些措施的实施为秦朝农业、工商手工业的发展,物资的流通,政令的畅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统一等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经济获得了此前从有过的巨大发展。由于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发展符合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这时的秦朝疆域扩大了,社会经济生活也充裕了,其发展处于明显的上升阶段。

随着经济的富足繁荣,出于私利,秦始皇及秦二世开始把大量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用在修筑长城、穷奢极侈的阿房宫和乞求万年不朽的陵墓方面。使用民力过度、徭役赋税过重以及过多发动对外战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表明,在再生产四个环节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中起支配作用的主导环节,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只有产品生产出来,才能有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一定关系。” 并就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用这个原理来考察秦末的历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秦始皇及秦二世没有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从而使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产生了破坏作用,人民无法生活,激起了他们的反抗,这直接导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爆发,秦朝15年的短暂统治也因此而灭亡了。

2.西汉

由于秦朝后期对社会生产的忽视以及秦末农民战争的破坏,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的经济处于极度凋敝的局面之下。在战乱和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认真汲取了秦朝的历史教训,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作为要务。为了鼓励生产的发展,汉高祖刘邦重用贤臣,制订了一套“与民休息”的财经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更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以田赋为例,汉初刘邦实行“什五税一”,到景帝时又把田赋减轻了一半,改为三十税一。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和劳役负担,使农民生活得到相对的安定,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60年的治理和恢复,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汉王朝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到文帝之后,由于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反复,地方富商豪强兼并势力膨胀,农民日趋贫困化,国家财政匮乏无力。针对这种被动局面,汉武帝时国家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统一货币、剥夺富商豪强的非法钱财、恢复盐铁专卖政策等措施。这些举措的施行,限制并打击了富商豪强,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使西汉政权中期又出现了“汉武中兴”的景象。生产关系的调整改善了生产条件,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这直接推动了西汉生产力在秦朝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添置了大量铁农具和耕牛,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显著改进,六辅渠、白渠等水利工程大量兴建。手工业也进一步发展,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有了改进,商品种类大为增加,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统治实力,这也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前119年但是,汉武帝时期出于北击匈奴的需要从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连年发动战争,同时在北方边境兴修了大量农田水利工程以巩固边防,人民的负担因而加重,引起了人民的反抗。由此,西汉王朝同样没有摆脱秦朝末年因征发壮丁用于战事,出现了影响正常的物质生产,连年战乱破坏了生产力,进而造成了生产关系的退步,田地荒芜,国力日衰,从而导致了西汉的灭亡。

3.东汉

到东汉光武帝时,战事逐渐平定,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光武帝刘秀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关系。他曾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杀奴婢,适应了生产力发展,并整顿吏制,惩处贪官污吏,使上层建筑的发展基本服从了经济基础的需要。光武帝末年,社会安定,经济状况好转,户口增加,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汉时期,汉武帝等代帝王前后派遣张骞、班超等人出使西域,进一步打通了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欧各地各民族友好往来绵亘不绝,日益密切,还直接增进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这说明除了战争手段之外,利用和平手段发展对外经贸联系对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处于剥削阶级地位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富而奢、奢而贪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生产关系进行怎样的调整,只能在一时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矛盾,因此最终还是难免陷入由最初的进步走向最终的反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周期律,这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每一个封建王朝最终都要亲手埋葬自己。到了汉献帝时期,上层建筑日趋腐朽,皇室生活极度奢侈,彼此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异常激烈。皇族、贵戚、官僚和豪强地主仰仗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流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黄巾起义的爆发最终导致中国陷入了长达270年的战争和分裂局面之中。

4.隋朝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了隋朝,至此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再次建立,中央权力的恢复也使得政治、财经等改革措施得以再次畅通全国,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以及人力的流通,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又一次提供了较大的上升空间。

为了改变政治的长期动荡和财经的长期衰败,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整顿与改革措施。在生产关系方面,隋完善了北魏的租庸调制,总体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农民从事生产的时间比以前增加了,收入也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配合生产关系的调整,隋文帝大力推行节俭政策,精简机构,裁撤冗员。583年,文帝将地方官制从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政府官员数额大量减少,而办事效率却明显提高,国家官俸支出也大大节省。从财政政策角度看,隋朝的上层建筑因推行了吏治减化、精兵简政的合理财经政策而得到了国家财力迅速增加的回报,在减轻了人均负担的同时,还能有充足的财力从事开凿运河等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和物资流通的公共建设项目。

隋朝初年,由于政策合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具体表现在人口迅速增加,土地开垦数量剧增和手工业技术提高三个方面。物质生产得到了保障,再生产的其他环节正产运转也就有了基础。隋朝的商业发展相当繁盛,长安和洛阳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隋朝与南洋诸国、西北诸国、日本等国形成了良好的贸易关系。隋朝对以前历代的财政制度进行整理改革,变战时财政制度为固定财政制度,建立了健全的封建社会财政管理制度,从而也为国家财力的异常充盈提供了制度保证。农业经济方面,广大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比以前有所好转,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使亩产量大为提高。工商业经济方面,隋朝的手工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较高的生产技术,纺织、制瓷、造酒、制盐、造纸等行业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劳动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消费能力比前朝有所提高,这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隋文帝死后,隋炀帝于604年即位,他一反文帝的政策,在征发徭役,滥用民力,不顾经济实力盲目建设工程,发动对外战争方面丝毫不逊于秦二世,从而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为了加强了南北联系和国家的统一以及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从605年到611年,隋炀帝用六年时间组织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这本来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举措,但与此同时他又大修长城,特别是东都,同时还于611年到614年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些行动增加的徭役负担远远超出了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过度耗用民力从而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无数百姓还为此失去了生命,代价惨重。徭役的繁重把人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也使生产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这又一次证明:凡是忽视生产必然会造成国力衰微,为了贪欲滥用民力的上层建筑也必然自取灭亡。

5.唐朝

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朝的事实,给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治国方面他最为突出的优点是能广开言路,他不但广为招贤纳士,还能重用隋朝留下来的重臣。他与手下名臣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等人共同总结了隋灭亡的历史教训,探讨治国方略。这种做法保证了统治者也就是上层建筑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实际。唐太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军事上很少用兵,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把公田分给农民,减轻农民赋役。当时民间夜不闭户,安居乐业,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之后于689年正式掌权的武则天在政治上比较清廉,在用人方面也比较科学,不但善于破格用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男女同科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武则天的一些积极的用人举措,为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但与此同时,武则天重用武三思等皇亲国戚也造成了吏治的混乱和政治的腐朽,这是我们必须深深吸取的教训。

713年唐玄宗继位后,一方面继承了武则天时期推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的,另一方面针对武则天时期的弊政,进行改革,纠正错误,包括裁汰冗官、整顿吏治、抑制贵族、压抑佛教、重视农业生产等,这些改革总地来说都发挥着推动物质生产,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在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财政积储极为丰厚。手工艺方面,纺织、冶铸、烧瓷等部门的生产都有比较显著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而长安和洛阳等城市的发展则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唐朝由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至此,唐代的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拥有着极高的领先地位,这种全面繁荣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

在唐玄宗后期,他重犯了武则天重用皇亲贵族的错误,任人唯亲,用人不当,相继任用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佞之人为宰相,以致唐朝的政治日趋昏暗。随着国力的兴盛,统治者阶层从上到下无不充斥着骄奢淫逸的风气。在唐玄宗统治后期,他不问政事,只图安逸享乐。

上层建筑的合理规制促进了唐朝的繁荣,而上层建筑由进步向反动的转变也毫不奇怪地直接导致了唐代国力发展下坡路的到来。玄宗穷兵黩武,用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原来的府兵制。这样一来,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也随之膨胀,这导致了地方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祸根。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则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唐朝的衰落我们可以发现,安史之乱只是唐朝衰亡的外因,以前的历史学界只研究杨贵妃,把唐衰亡的责任加在她身上,是忽略了矛盾发展根本原因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但它又指出: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认识历史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对历史有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主观去改变这些条件,就会陷入绝境。从这个角度看,唐代英明的君主善于运用和调整客观条件,造就了唐朝的强盛,而唐玄宗中期之后,由于统治者重用亲信,迷恋女色,不问政治,吏制松弛,造成了国家的衰败,这个教训也是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加以警惕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经济陷入全面的危机,大势已去,积重难返。皇室奢华腐朽,官僚贪污害民,各级统治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把大量苛捐杂税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官僚、地主、豪绅则凭借权势,又把自己应该负担的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人民生活痛苦,社会危机加深,阶级矛盾激化,农民大起义的条件再次成熟。唐朝的统治随之也瓦解了。

6.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要求,懂得百姓境遇的好坏是治乱安危的关键。面对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他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强化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

在生产关系的调整方面,明初松弛了农民、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1372年,明政府颁布法令,取消佃农和地主之间的隶属关系,代之以宗法家长制的少长关系,这比元代的佃主关系要进步得多。工匠也不像元代那样长年累月服役于官府,而是每三年赴京服役三个月。在服役时间之外,工匠可以自由择业。农民和手工业者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为了发展生产,明朝于洪武十五年(1382)开始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屯田政策军民一致,军队在屯田的过程中把文化和技术传播到了边远地区,既发展了农业,巩固了国防,又节省了军费。此外,朱元璋还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灵渠、都江堰等先后修复。国家投资进行的此类公共设施的建设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明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垦荒的结果,使耕地面积明显扩大。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总产量提高了棉花的种植比宋元时更加普遍,国家的田赋收入也随之增加。洪武年间,手工业有了明显发展,其中棉纺织业、矿冶业和造船业发展最为迅速。郑和七次下西洋是对当时明朝国力的大检验。可以说,没有中央政权制定政策,发展生产,没有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没有商业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就不可能有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是,由于郑和的船队过多地注重宣传明朝的繁荣,忽略了借此良机发展对外贸易,因此没有取得实际的长远经济效果。

从总体上看,明朝已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缓慢发展转向衰落的阶段,但由于上层建筑推行的政策中有许多顺应了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明朝仍在世界上居于强者地位,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明洪武年间也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以朱元璋为首的封建上层统治者还是暴露出了用人方面的弊端。为奖励功臣,明初实行分封制,各地藩王掌握了军政和财政大权,随着权势的扩大,帮助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功臣们逐渐变得居功自傲,对中央形成威胁。为了防止他们功高震主,尾大不掉,朱元璋开始大杀功臣。

此外,出于对功臣的不信任,为了加强皇权,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一整套特务制度。这个制度使明朝的政治发展到了最黑暗的时期,独裁政治也发展到最高峰。由于大杀功臣和建立特务制度,明朝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的不信任,君臣之间、臣子之间都有了隔阂,明朝也由此衰落了。

7.清朝

面临明末清初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凋敝的局面,清前期的统治者励精图治,为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

清朝入关前即实行了八旗制度,入关后又将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旗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还包含了征赋、刑罚及管辖旗人的财经政法等方面的职能,军政、军民合一,机构精简,这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军事条件和政治条件。

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清政府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建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稳固自己的统治,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特别注意争取汉人的支持与合作。顺治元年(1644),清廷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增加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把大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吸收到清朝政权中来。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清政府也采取争取团结的策略,从而减少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对外政策方面,康熙先后发动了平定三藩,抗击沙俄,平定新疆的战争,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乾隆时,清政府又粉碎维族各城首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巩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至此,国家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生产关系方面,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以利发展农业经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减轻人民的丁银负担,朝廷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继位后,又实行“摊丁入亩”办法,将丁税银平均摊入田赋银中统一征收。摊丁入亩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结束了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赋役制度的混乱局面,保证了清政府的钱粮收入,在客观上改变了过去丁役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自清军入关至乾隆中叶,经过四代皇帝百余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统一、强盛的局面,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康乾盛世”。

盛世景象反映在再生产领域的各个环节上。在农业生产方面,清初耕地面积逐年增加,随着耕地面积的增长,粮食产量也大幅度上升。耕地面积的增加和粮食产量的上升和摊丁入地,永不加赋的政策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条件,使农耕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总人口为9000万左右。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增至3.04亿,这个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内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渐趋活跃。到乾隆末期,国内粮食、棉花、丝、茶、盐、瓷等的商品率都已很高,全国流通着约4亿两白银的商品,社会产品的商品率约为15%。工商业的繁荣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也促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储日渐丰厚。清代财政收入在顺治十七年(1660)仅2833万两,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国库存银已高达8182余万两。

面临康乾盛世的有利社会局面,而国家稳定,四海升平也为腐败创造了条件。而腐败之所以能够发生,还在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不但满足了腐败者贪婪的欲望,同时又助长着这种欲望进一步无休止的增长。从皇帝乃至王公贵族、封疆大吏,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不但在内部争权夺利,而且面对丰富的社会财富,个人私欲迅速膨胀,在骄奢淫靡的社会风气下,无所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从而导致整个统治机器的朽败,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虽经雍正的整顿有所好转,但到乾隆后期又陷入了更深的腐败境地。

正当清王朝的奢侈腐败日盛,从而一步步走向衰落腐朽时,在西方国家中却正发生着伟大的工业革命,英、法、德等国由此日益强大起来。大机器生产的广泛推行令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有了机器也就有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各国的资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政治权力,他们制定了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种种政策,进一步为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西方的工业革命,使16世纪即已开始的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此时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特许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血腥而又必需的原始积累。他们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剑和炮火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西方列强很快就把扩张目标对准了资源丰富、市场广大、政府腐败、技术落后的清王朝,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经营和掠夺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

面对西方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不学习也不引进西方的技术,面对英国进贡的机器和工艺品不屑一顾,白白错失了赶超世界先进潮流的时机。而日本则进行了明治维新,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积极学习西方的工业文明,这导致了日本此前落后于世界局面的快速扭转,从此日本成功地跻身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面对着日本强大的经验,以康梁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谋划中国的维新变法,但变法过程中出现了围绕统治权争夺的帝党和后党,慈禧与光绪为争权力形成了母子矛盾,造成戊戌变法最终的失败。而等到洋务派开始洋务运动,清政府谋划新政时一切已经太迟了。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节节上升,伴随着中国从天朝大国急剧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法、日等国不断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只能一次次地战败赔款,赔款经费来源不足便借用外债。外债的偿还又成为清政府的沉重负担,无力偿债便以盐税、关税、厘金作为抵押,这又进一步丧失了国家主权,招致广大民众的不满,太平天国、义和团纷纷起义反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嘉道中落后的清政府,经济与财政已经完全被腐败所摧毁,而军队主力的八旗子弟的腐败还摧毁了军队。八旗腐败、官吏四散,为了镇压起义,统治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借入更多的外债,为偿还外债便在国内进一步增加苛捐杂税。如此恶性循环,清政府终于在社会危机与财政危机并发的时候土崩瓦解了。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的发展历史,始终没有摆脱上层建筑在开国时勤勉廉洁,励精图治,施政符合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逐渐沦入“盛而骄,富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富不过三代,最终被赶出历史舞台这样一个周期律的怪圈。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曾经有过飞跃、自宋元以后中国的生产技术就没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新的生产工具的研制也基本上停滞不前。随着一些政策的调整,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是面对西方产业革命的洪流,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骄傲自大,固步自封,没有及时地引进先进的生产力,而失去了继续领先于世界的机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 中国的农耕经济和西方的产业革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摆脱了百年屈辱。

二、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回顾与分析

太平天国起义时,清军望风而逃,不堪一击,八旗、绿营己彻底腐败,不堪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就寄希望于各地团练。另一方面,清廷又开始乞援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部分统治者在英法侵略者与国内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认识到必须向外国学习,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手段以求自保,并开始认识到利用洋枪、洋炮、洋船镇压农民起义、维护统治以及抵御外侮的必要性。从这一立场出发,以奕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着手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局等四大军事工业,但其建立和发展的目的则始终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些军事工业的出现使得近代大机器生产力开始在中国生根。军工设备的生产需要大量钢铁,为了冶炼钢铁又需要煤矿,为此以汉冶萍为标志的煤铁企业大量成立,煤铁的运输又催生出铁路运输与电信业的发展。随着洋务派买机器、建工厂、造枪炮、办海军、架电线、修铁路,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钢铁工业为龙头,航运业、采掘业、纺织业初步发展的近代工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洋务派集中运用国库资本、官僚通过搜刮民脂民膏形成的资本以及举借外债,强制进行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国资本主义也由此产生了。

面对清政府的反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迎来全国响应,这反映了当时的人心向背,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后本来应当以三民主义为纲领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此时因为没有国外支持,经费匮乏,国民党政权内部出现了以宋教仁要求改组国民党,学习美国搞议会斗争的主张,从而丢掉了三民主义的旗帜。由于袁世凯运用自己掌握的重兵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他因此当上了大总统,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代表封建实力的北洋政府假借民国名义实现了长达16年的封建复辟,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此时正值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但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丧失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时机。

一战结束的时候,也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由此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同时代的东方,却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二十一条”的手段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五四运动随即爆发。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为民主和科学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从而唤起了更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而其中也存在着打倒“孔家店”过于彻底的毛病,这为随后中国社会的无中心、无政府思想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随之成立。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以及共产党人的正确理论主张促使孙中山先生认识到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没有军事力量为后盾,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为此他修改了三民主义,开办黄埔军校,并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1926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国民革命。这次革命是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的。由于顺应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国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

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辛亥革命所要实现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彻底打倒了封建势力后资产阶级便开始要求进行专政统治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正当北伐决战性的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刻,帝国主义开始加紧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阶级的联合和阶级的分裂都是随当时的矛盾而发生变化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一个共同的敌人面前而进行的,当共同的敌人即将被消灭的时候,这种联合不可避免地就要破裂。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虽然被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和对外的依赖性,由于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缺乏革命的彻底性。所以当革命彻底进行的时候,他们中的右翼就会反对工农运动,甚至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就和共产党闹分裂了。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要求的。

由于蒋介石在北伐前取得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控制了军事、民政、财政等大权,并在北伐期间收编了大量军阀部队,迅速扩大了他的武装力量,加上帝国主义的分化,因此,在北伐军占领南昌之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就日益猖獗起来。由江浙资本财团支持的南京政府于1927416日成立。这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不容许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是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其中道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可以形成短暂的联盟,一旦共同的敌人不再存在,这种联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一方必然要对另一方展开镇压。而被压迫阶级也必然要奋起反抗,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经济上的斗争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斗争激化之后势必爆发战争,战争既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也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

南京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南京政府一方面疯狂反共和剥削人民,另一方面也实施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财经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由宋子文拟定了一系列财经改革政策,主要包括统一财政、确定预算、限制军费支出、废两改元、废厘建税、法币制度、统一币值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还成立了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改组并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关税自主政策的制定和部分实施更对维护中国的主权,扩大税源,增加政府收入提供了保障,也为保护民族工商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官营企业,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故一开始就具有国家垄断的性质。抗战前十年间,官营企业开始起步,主要投资于重工业建设,其中以1932年成立的资源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最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战区民族工矿业的内迁,为大后方民族企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期间,由于工厂内迁西部地区和后方工业的一度超常发展,中国产业布局集中于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的情况有所改善,这也为西南的开发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八年抗日战争以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结束,国民党政权接收了日伪在华财产,垄断资本不断扩大。蒋介石统治集团出于阶级本性也展开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搜刮和掠夺。南京政府的官僚垄断资本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从金融领域起家,上层建筑利用金融手段对全国的经济进行控制,逐渐发展到工业垄断和各行业的垄断,最终形成了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同时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企图通过假调停、真内战的政策来消灭共产党。为了与之进行针对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通过领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通过团结和领导农民阶级,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通过团结各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在解放战争中以120万军队打败了国民党400万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打倒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取得了伟大胜利。

三、对历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具体应用的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从阶级社会产生起到新中国55年这几千年走过的发展道路,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因此无论是财政历史的科研还是教学,我们都必须牢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并在实践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用社会的物质存在来解释各个历史阶段演变的社会意识,从而创造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理论不是从抽象的人的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来解释观念的现象,进而指出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发展着自己的生产力,并推动着生产关系和各种交往形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历史学才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们在生产中同自然界发生着关系,此外还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社会生产由这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它们彼此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它们反映的又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构成了生产力,而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则构成了生产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共出现了五个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告诉我们:“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 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生产工具的进步为标志的。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制度演进的主要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方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从而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行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它们的矛盾运动又直接导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这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必然规律。从根本上来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最终都要到经济领域去寻找终极原因,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全部的私有制社会发展过程里,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都是自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同时也表现为更高基础上的重复。产生重复和发展的原因,以及重复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将其归纳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存在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这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国家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同时经济与政治在社会生活中要获得同步发展,政治理论的发展可以具有一定超前性,但依照这些理论制定的具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则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必须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实际来制定经济政策,如果政治的发展总是与经济发展不同步,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混乱。

在人类的历史上,阶级与国家的产生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当社会总劳动产品在满足了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还存在着少量剩余时,出于对这部分剩余产品分配和交换的需要,阶级就产生了。随着阶级的出现,国家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产物也就出现了。国家是政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说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它执行着经济和社会双重职能。除了有建立秩序的需要之外,国家的产生还有出于满足人们之间各种交换需要的目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国家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再生产的秩序。他说:“在社会某个很最初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相应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由于社会总劳动产品剩余的产生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私有制与国家的产生是与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工相联系的。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带来了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生产方式中分工和分配的客观需要既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 在中国奴隶制社会末期,一方面铁器、牛耕等新型生产工具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奴隶由于一无所有而缺乏劳动积极性,从而无法发挥劳动工具的效率。因此也就无法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种生产关系以及它赖以建立的上层建筑已经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取代成为了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同时他又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有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这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为此,在牢固树立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一位的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积极发挥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指出,上层建筑并不只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而必然对经济基础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

马克思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即最高纲领是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指南,它提出的原理要与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我们的现实工作服务,少走弯路,进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上制定长远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划,从而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必须避免片面地就以历史的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的事迹来孤立地研究历史,不能孤立地、机械地、仅仅从现象出发看问题,而要注意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为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从而找出其中的本质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科学的发展观,这是一种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明确认识和正确把握无疑将给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验。从这一点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历史规律的进行研究和把握既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充分地收集历史资料,充分把握事实的总和;另一方面,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要运用辩证法来探寻历史上王朝变迁、社会更替的原因和动力。通过把握诸多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来解释各个历史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和消亡的客观原因。同时,还要注意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分析社会制度的变革,牢牢把握住这样一个原理,即:社会制度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个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地来说,针对以上分析,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有关理论,我们在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必须认识到:

历史演变是随生产方式的演变而来,经历着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封建社会被推翻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虽然人人口头上都开始谈民主,但实际上却不知道民主的真正含义,不知道民主只是建设的手段,也不知道民族与民主的关系。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统一的民族,必须明确,民族的逐渐统一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民族和民主在本质上都是阶级问题,现在我们大力开展民主建设最终目标是要取得人类的不断进步,而不只是为了民主而民主。

在我们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得到全面的应用,把发展方向指向最终目标。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发展各阶段的现实基础是不可能跳跃的,在实践中还要根据实际的地点和条件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有差别的社会,国家和社会的兴衰与私利的抑制和膨胀是有着关键联系的,要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全人类解放的任务,我们必须不断克服私利的影响,从思想意识上不断树立一切为公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历史上,凡是盛世也就都是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此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也较为适应。相反,凡是朝代衰亡的时期,也必然出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迎来盛世后为了让这种局面得以保持并不断发展,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来进行研究。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行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改革必然引起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成为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的主要力量。在任何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而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也必然是多层次的。但是“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 马克思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揭示了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进的一般趋势。他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奴隶制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指各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那些过去的生产方式,因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而残留下来的,就成为各个社会的残余经济成分。这在近代国家中如美国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清楚看到,所以单一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存在的,在我国也是不存在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生产方式应该是一元的,经济成分则是多样的。因而生产方式同经济运行机制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反映着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相结合的不同新的形式,产生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因而在这样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同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在任何时代,社会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是绝对不平衡的,三大差别只有在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才会消失。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客观条件许可的程度内逐步取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因此,我们必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为纲要,来研究社会经济,不要只抓住历史上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不放,孤立地研究。此外,我们特别要研究作为上层建筑的财政经济分配政策是如何体现国家职能,为经济关系服务的。我们要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从这种作用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现实的生产建设服务。

人们的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一切改革乃至革命最终的原因都是来源于经济本身。上层建筑的存在以及制定的种种政策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正常发展。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消极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从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交互作用,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样具有积极主动的作用。

上层建筑的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来保证符合阶级利益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能够顺利发展,保证符合自己阶级利益需要的意识形态能够得以顺利推行。除了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之外,我们的上层建筑还必须充分调动道德规范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的建设来维护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道德讲求自律,法律讲求他律,自律和他律是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加强自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会自觉地遵纪守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法制建设的完善。道德和文明都要与时俱进,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水平和标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两种重要的治国方略。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人治一直居于绝对的主导,这是一种与小生产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对于我们当今国家的治理来说,需要有具体的人来从事具体的管理工作,但是每一个个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一个“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的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 ,从而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还很不成熟。改造小生产,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当前的最低纲领,而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党的最高纲领,我们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能见度决定能控度,能控度的提高反过来又受到能见度水平的制约。为了提高能见度,必须大力发展科教兴国战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同时,为了在现阶段尽可能提高能控度,必须倡导专家管理、专家治国,调动社会群体的智力优势。

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必须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以纠正市场力量存在的偏差和不足。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社会宏观经济运行的意志、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管理、调控经济的方式。我国正处在市场转型时期,市场发育的不完备和产权界定不清晰常常导致市场失效,此时政府的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宏观调控主体在调控中必须准确认识把握和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这样才能使宏观调控符合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顺应宏观经济运行的机理和客观规律,实现进行宏观调控的意图与宏观调控的目标。强调宏观调控和国家上层建筑的职能,还要力求克服调控的盲目性和瞎指挥的风气,要克服以个人意志代替客观意志,就需要领导和专家相结合,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市场机制以宏观调控的作用为前提而发挥功能,宏观调控则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而发挥功能,两者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互补、配合、协调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

财政作为联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环节,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财政是在国家出现之后,凭借政治权力,为了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国家财政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地位以及财政分配对社会生产、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过程诸环节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财政分配得正确与否,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极大,其作用也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直接。

在财经科学领域,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以便提高我国的财政管理水平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应当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先进经济管理经验,但必须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必须包含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财政政策必须与国家的长远目标和规划一致。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明确了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定位,财政作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必须和交换一起,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而且最终为消费服务,因为国家的战略方针、发展政策归根结底最终还是要落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这个目的上来。

马克思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即最高纲领是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指南,要与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而现阶段,为了实现2050年的远景规划,我们必须从最低纲领做起,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完成的现实任务。现阶段我们奋斗的最低纲领是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经验,改造小生产,从而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从根本上说这个目标与最高纲领的奋斗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要特别注意区分马克思提出的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间的关系。我们既要把实现最高纲领作为长远的目标,又必须在现阶段以最低纲领作为建设手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建设实践中曾经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为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一步一步走,牢牢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定要互相适应的原则。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当前小生产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时候,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是绝对的,为此必须有多种经济成分与之相适应。在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各地必须根据自己地区的特点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和优势行业,而不是一味地引进和发展工业,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续、健康、快速、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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